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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屡禁不止“高空抛物”,社工能做点什么?

时间: 2019-10-24 17:27:51浏览次数:102
      2018年3月 ,东莞塘厦镇观澜碧桂园小区一名3岁的女童被“从天而降”的苹果砸中,直接昏迷后送进了ICU,被医生诊断为“重型颅内损伤”;2019年6月,深圳一5岁男童被高空坠落的窗户砸中,送入医院抢救3天后,还是离开了人世;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全国各地不断有高空抛物的伤人事件被媒体曝出,被抛出的物件也是五花八门,小到骨头、铁钉,大到菜板、砖头、杠铃片,甚至是沙发……不仅给居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同时也给社区的卫生环境以及居民对社区的信心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从问题的发展来看,高空抛物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曾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长期占据在全国各地的“陋习排行板”上。然而,这样长期存在的问题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甚至于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上难取证、难定罪。高空抛物事件发生以后,最难的就是找出“到底是谁干的”。由于大部分小区的监控无法涉及“高层住户”,往往就让高空抛物成为了“悬案”,受害人受伤不说,更得不到相应的维权和赔偿;二是居民的公德意识有待提升,一些居民把“随手扔东西”变成了一种习惯,认为“只要不会伤害到我家的人”就无所谓,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也为高空抛物事件的滋生提供的温床。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逐渐发现,在高空抛物事件的“抛物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的孩子。可见家庭教育、家长行为的偏差也会给孩子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甚至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杀手”。第三,落脚到社区层面,高空抛物事件的频繁发生也暴露出社区在治理方面的不足。包括长期采用“整治”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忽略了居民的社区参与以及居民作为行为人的重要作用;相关单位互相推诿责任,事件发生后社区、物业、居民均处于相互指责和逃避的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管力量,在社区和物业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找不到合适的监管主体等等。那么作为一名社工,特别是扎根在社区基层服务的一线社工,面对以上的困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社区“高空抛物”事件的发生呢?

       首先,从根源上讲,预防“高空抛物”事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每个居民都能够意识到高空抛物的严重危害,从而能够自发的约束自己以及家人,特别是一些未成年儿童的行为。然而如何让居民能够自发的进行行为的约束,或者说如何培育居民的公德意识,这便是我们社会工作者需要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以往的经验中,社区多采用发传单、开讲座或者播放警示视频的方式来宣传高空抛物的危害,劝导居民自觉绝对“高空抛物”的行为,但收效有限。居民往往在当下获得了知识和概念,却很难转化到心理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改变。那么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呢?我们发现,激发居民“内生”的行为改变的力量,首先要从认知层面的改变开始。儿童层面,可以以做趣味物理实验的方式,演示不同物品从不同楼层坠下产生的威力和危害,让孩子通过亲身体验,有更直观、更深刻的感受,从而杜绝儿童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成人层面,则可采用论坛剧场[ 论坛剧场:论坛剧场是“被压迫者剧场”中的一种,“被压迫者剧场”最早缘起于巴西,是由巴西的一名导演以及剧作家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创造的一套表演方式,其注重“观--演者”(Spect-Actor),即观众成为演者]的方式,邀请居民一起,把近期发生的“高空抛物”事件写成剧本,并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呈现出来,除了让居民通过“观演”看到一次“无意”或者“故意”的行为可能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巨大的无法弥补的伤害,更重要的是,让居民在社工的带领下,主动去思考,悲剧是怎么发生的?悲剧的发生是谁的责任?应该如何去避免伤害的发生?这个伤害跟我有关么?该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行为?……当居民通过思考、分享和讨论一次次加深对高空抛物事件的理解和看法,同时通过演员的帮助去发现在不同关键节点的选择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时,居民才能自发的进行自我反思,进而去改变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效果上看,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在体验后获得知识,在参与中重塑认知,要比直接的知识传达和概念灌输要来的更加有效。
       其次,当居民的认知发生改变,意识到“高空抛物”行为的危害,并激发了想要改变自身的行为,同时去营造更加安全的社区生活环境的意愿时,社工这时可借助社区的平台,正式联合社区内的政府、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区单位共同参与,通过开展“居民议事会”,对如何杜绝小区内的高空抛物现象进行正式讨论,依靠所有居民的力量共同寻求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社工要充分发挥作为使能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以帮助各方都能够充分表达和深入参与,并在议事的最后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各方的同意的,特别是权责分明的解决和行动方案,以提早杜绝高空抛物事件生后各社区单位相互推诿的情况,为后续社区的治理工作和居民行动提供指引。值得注意的是,居民议事会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出成果的。根据经验,参与的居民和社区单位越多,讨论得越深入,议事的过程就持续得越长。为保持大家持续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以行动方案的产出为目标,社工可以在议事的过程中充分使用专业技术,例如开放空间技术、头脑风暴、名义小组等,以保证议事会议的有序和高效以及最终行动方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再次,在落地和执行行动方案的阶段,社工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既扮演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协调者。一方面,整合资源,拉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以建立“社区志愿巡逻队”为例,要充分开发社区长者对社区的责任感和归属感,组建“长者志愿巡逻队”,发挥长者的主观能动性,让居民之间的相互监督形成一种常态,以杜绝个别居民的侥幸心理,并协助物业加强对居民不文明行为的监管,强化社区治理的民间力量。另一方面,社工同时也是各项工作的协调者,包括加强各执行单位之间的联系,促进及时的沟通和协作等等。以签订居民《社区公约》为例,社工可通过招募个人及单位志愿者,配合业委会开展“上门签约”工作,发挥社工在沟通方面的优势,促进居民对《社区公约》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减少各单位落实行动的压力,尽快解决问题的进程。
       实际上,通过上述的梳理不难发现,要真正意义上去尝试解决高空抛物问题,杜绝高空抛物的行为,对于每个社区来说,都是一个不短的过程。它需要从认知层面开始介入,通过调动居民的参与,加强社区的监管,最终促成行为的改变。在这个不短的过程中,社工的角色和职能也在不断的变化,不能仅把自己放在服务提供者的位置上,而需要运用项目化的思维,从问题产生的原因开始分析,对症下药,激发社区改变的“内生力量”,也就是居民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达成目标。当然,这也是我们社工“助人自助”工作原则的最好体现。
       第三届项目大赛的结束,也意味着2019年走入了尾声。2020年即将到来,12岁的升阳升必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做好准备,踌躇满志,迎接更大的挑战以及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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